丝绸之路的萨珊术流术特畅通,不仅将中国光洁柔软的丝织品、丝原料和先进的艺术丝织技术传播出去,也将西方别具特色的艺术风貌与纺织技术输入进来。特别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东渐国力强盛,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繁荣,下狩以其独特的意匠织造出如狩猎纹锦这样的优秀纺织品深刻影响到周边民族,并随着粟特人东徙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丝绸织造技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晋代到唐代,猎纹狩猎纹锦以其完全新颖的构图模式与织造技术成为丝路贸易的畅销品,经历了从经锦到纬锦,从单向到双向的纹样循环,从简单低效到科学系统的织造,狩猎纹锦的流变见证陆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目前对晋至唐时期所流行的锦艺“狩猎纹”锦研究主要有:以林梅村[1]为代表,将狩猎纹锦与隋代粟特墓石棺图案对比研究,讨论入华粟特工匠与狩猎纹锦形成之间的联系;以孙维国[2]为代表,从中外文化角度分析特定区域新疆狩猎纹文物,论证中外文化的互通往来;以刘惠[3]为代表,从现代审美学角度研究唐代狩猎纹锦风尚形成的背景因素,从形式美角度研究狩猎纹锦。以上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某朝代或特定区域,变织主要关注狩猎纹锦的纹饰特征与中外文化交流中特征联系,但对该纹饰的迁移、演变历程及其紧密相关的造技征织造技术变迁未作系统探讨。因此,萨珊术流术特本文尝试以艺术考古学、纺织考古学、艺术文献资料结合实物影像,东渐从艺术流变和织造技术特征入手分析波斯锦东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织锦的影响,以及织工对此影响的反应。根据当时的下狩历史环境梳理该纹饰的兴起、流行、猎纹隐退,锦艺探讨狩猎纹锦流变所蕴含的深层社会背景,借此深刻理解国家间、民族间、变织地区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从历程中汲取智慧与经验。

狩猎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常见题材,但两汉时期狩猎纹样在丝绸图案中却不多见。直至魏晋时期,为迎合西域游牧民族的喜好,便于产品外销,狩猎纹重新成为丝绸图案的重要题材,且随着中亚文化的不断东渐,深入到中原腹地,狩猎纹的表现形式亦在不断变化。

将两组的各项数据资料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行t检验,两组组间的计数资料行x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米粉馆出来后，她坐在马路的道牙子上，开始是哭，后来就是骂。她骂他是不讲良心的一条狗，还骂他没心没肺自私透顶！

1.1.1 恢宏气概的中国传统狩猎纹锦

狩猎,在中国古代是上层贵族的娱乐活动,象征身份等级,代表着勇敢、智慧、果断等特征。狩猎题材很早就成为丝绸图案取材的内容(表1),如2007年出土于江西靖安县李洲坳古墓26号棺的狩猎纹锦[4],以朱砂色丝线作地深棕色丝线显花,图案由鹿纹和弓箭组成一个单元,每个单元图案呈几何状均匀布局,四周留有素地。此锦是一件高经密的二重平纹经锦,经线密度达到240 根/cm以上,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狩猎纹锦,也是经密度最大的经锦[5],反映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高超。战国时期的编织绦也应用了狩猎题材,如1982年湖北省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田猎纹绦,以轮廓勾勒表现一名贵族乘坐车上张弩放箭,追射猎物,奔鹿在车前仓皇而逃,其中一只野兽已中箭倒地。在方寸之地作出一幅生动的楚贵族田猎场面,仅用绛、黄、蓝、棕四色便织绣出如此富丽效果,可见古代丝织品的工艺之精。

表1 中国传统狩猎纹
Tab.1 Chinese traditional hunting pattern brocade

年代名称图形显花技法出土地/收藏地资料来源东周狩猎纹锦平纹经锦江西靖安县李洲坳古墓26号棺王亚蓉编《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4]153战国田猎纹绦织绣结合湖北省江陵马山1号楚墓王亚蓉编《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4]139

1.1.2 模仿西方狩猎风尚渐起

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一九《五行志》记载“……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轻剽奇怪之服,故曰时则有服妖。永明中,宫内服用射猎锦文为骑射兵戈之象至建武初”,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丝织品纹样题材由两汉的祥禽瑞兽、仙人神异的主题转向生活化;另一方面也看出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西方古代的狩猎图与中国狩猎图相比,强调人物的烘托而非场面的渲染,且狩猎纹样是波斯萨珊艺术典型主题,骑射武艺在古代西亚非常受钦佩和崇敬,这在存世萨珊银盘中能得到证实。随着丝绸之路的联通,狩猎场景的刻画也成为中国边境地域纺织品的流行题材(表2)。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4号墓出土了一件汉晋时期以平纹经锦显花的野外狩猎纹锦[6],绛地,蓝、白、绿丝线显花。锦面构图采用散点式排列,织造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野外狩猎场景:两名全副武装的骑士,一前一后策马,马蹄腾飞追赶一匹双峰骆驼。骆驼身躯笨拙,张口喘气,但仍奋力奔跑,身后紧追不舍的骑士稳坐马背张弓搭箭,随后骑士也手握强弓,猎者坐骑的前后肢似乎成180°张开,反衬出马的速度及胜负关系。这款狩猎纹锦,与传统狩猎场景相比少了份恢弘气派,多了份刻画人与动物的运动,强调猎者的沉着、冷静与胜券在握。另外,在图案布局上有别于传统,此锦以纬向进行图案叙述,但采用的是汉锦的经向丝线显花技术。以中原织造技法、对比强烈的配色来表达西方狩猎活动的织锦,由于受织造工艺的限制,经向宽度只有5 cm。笔者认为,尼雅出土的这块狩猎纹锦称为传统题材的延续与外来因素的影响更恰当。

表2 早期西方狩猎纹锦的模仿
Tab.2 The imitation of early western hunting brocade

年代名称图形显花技法出土地/收藏地资料来源汉晋时期野外狩猎纹锦平纹经锦新疆民丰尼雅遗址4号墓赵丰等主编《中国丝绸艺术》[20]173十六国红地狩猎纹锦平纹纬锦扎滚鲁克墓地王博等著《扎滚鲁克纺织珍宝》[14]368

早期吸收萨珊艺术影响的狩猎纹织锦,在扎滚鲁克墓地也有出土,如1998年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红地狩猎纹锦,属平纹纬锦,外观粗疏厚实,红地,白、黄两色纬线显花,图案为对波曲线,上下穿插骑马狩猎者、有翼或无翼怪兽、禽鸟,以及“文字”符号。此锦存有汉代织锦中的云气动物纹的延续,图案的方向与汉锦刚好相差90°,即其云带沿经向伸展,图案并向程式化、简明化发展。这片织锦虽有骑马射猎的姿势,但猎者与猎物在构图中被有意识地分离开来,省略了具体的狩猎场景,主要刻画骑士的英勇身姿,可谓中西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

1.2.1 波斯锦东渐

西晋以后,众多的异族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匈奴、羯、羌、鲜卑,都先后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中国和中亚的非官方纺织品交流频繁。源于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652年)的时尚纺织品在中国西域一带非常流行。波斯锦在吐鲁番文书中多有记载,最早记载于哈拉和卓90号墓出土的5世纪阚氏高昌文书中“……钵(波)斯锦□□昌应出”,时间约在公元482年。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随葬清单《高昌章和十三年孝姿随葬衣物疏》中记载“故波斯锦十张,故魏锦十匹……”时间约在公元543年。阿斯塔那173号墓所出《高昌延寿十年元儿随葬衣物疏》云:银眼茏(笼)一具,波斯锦面依(衣)一具,波斯锦辱(褥)一具[7];阿斯塔那15号墓所出《唐唐幢海随葬衣物疏》载“婆(波)斯锦面衣一枚”等[8]。值得一提的是吐鲁番文书中所记载的波斯锦,并不一定产自波斯。北朝时,中国与波斯的联系大多要依赖于居处其间粟特、嚈哒、大夏、印度等民族为中介。中国史料有记载,波斯锦多次由其他国家使者进献给中原帝王,如《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载:520年嚈哒人进献波斯锦给梁武帝;宋《册府元龟》中《外臣部·朝贡》载:716年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使臣进献波斯锦给唐朝,727年突厥首领进献波斯锦给唐朝,745年罽宾使臣进献波斯锦给唐朝。这里的波斯锦更可能是一种中亚织工模仿的萨珊风格锦。结合阿斯塔那出土文书中的“波斯锦”和“魏锦”或许分别对应了从西方和从中原传入吐鲁番地区的两种织锦的称谓[9]。因为波斯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对于从西面来的锦统称为波斯锦,传至中国的波斯锦是糅合了中亚因素的派生产品,其中以粟特文化为代表的西方风尚风靡朝野。北朝时期大量粟特人进入中国,传统汉族文化受到冲击,“魏晋之乱,咸、洛为墟,礼崩乐坏,汉儒所辛勤缀拾于秦火之馀者,至是亦复归于散坠”。祖孝孙所谓“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技”[10]。而此时,粟特自身的丝织生产起步未久,波斯萨珊的影响占主流。以联珠纹为骨架内置主题纹样是萨珊纺织品典型特征,这可以根据遗存历史文物得到证实,如撒马尔罕古城的大使厅西墙上的三个波斯使者所穿的联珠动物纹锦袍(图1(a),出土于高加索地区)。现藏俄罗斯冬宮博物馆的粟特锦袍(图1(b)),以及初唐宰相阎立本在《步辇图》,描绘唐太宗坐在歩辇上接见身穿联珠鸟纹锦袍的吐蕃史臣噶尔东赞(图1(c)),可见粟特人、吐蕃人所穿织锦与波斯萨珊艺术一脉相承。所以,传至中国的波斯锦应是受粟特文化改造过的萨珊艺术,这在出土的狩猎纹织锦中也有所证实。

图1 粟特人、吐蕃人所穿织锦袍服
Fig.1 The brocade robe worn by Sogdian and Tibetan

1.2.2 多时空叙事中的狩猎纹锦

自北朝起狩猎纹开启新形式,都是依托联珠纹来强化主题(表3),且联珠圈内纹饰具有多时空叙事性。1983年青海省都兰热水出土一件北朝时期红地云珠圈狩猎纹锦(图2),联珠圈由一圈圆珠和一圈卷云纹组合而成,圈内填狩猎主题纹样。现存较清晰两组图像是最上面的两组,第一组是近场景刻画,两名相对的骑驼射手转身射击老虎。猎者头戴小帽,身穿紧身衣裤,脚蹬长靴,骑着双峰骆驼,左手握一大弓,右臂向后,扣紧弓弦,注视着他的左方,即将扑咬上来的猛虎,引弦待射;第二组是远场景描述,两名骑马射手,转身射鹿。猎者骑马搭箭预射一只惊慌呆立的鹿,马颈饰小花,鹿身饰圆点。锦中联珠圈经向以兽面纹作纽连接,纬向以八瓣花作纽连接,圈外有对兽、云气纹、数个圆点及小篆“昌”字纹饰。与此类似的锦还有1968年出土于新疆阿斯塔纳古墓101号墓地,北朝时期的盘绦黄地云珠狩猎纹锦。该锦联珠纹以绦带形式出现,以绦带组成椭圆形,椭圆形边沿以细小的卷云纹代替圆珠,圆环相切处以花纹作纽连接。圈内填五对纹样,内容十分丰富,由上到下分别是:天空中绿色的飞鸟或飞天形象、陆地上白色的奔象、蓝色的骑马射鹿纹、面对着宝瓶呈欢庆装的白色舞狮及从容而行的绿色骆驼,均做两两相对状,切点处装饰宾花。这块织锦上,联珠的位置被中国工匠用传统云纹代替,显然是被汉文化改造后的联珠纹。此外,甘肃博物馆的唐代黄地狩猎纹锦也为类似构图,黄地,蓝、绿色丝线显花,残存呈长方形,联珠圈由一圈小圆珠加一圈卷云纹组合而成,联珠圈之间以兽面纹作纽连接。圈内填狩猎主题,内容更趋抽象、简洁,内填三组对称纹样。由上到下分别是:猎手相向骑牛奔驰,猎手相背骑马射箭,猎犬相对奔跑。猎犬的出现说明这是件寓含粟特文化的织锦,因为粟特人的宗教信仰是拜火教,高度尊敬犬,视犬为上苍赐福的动物。

表3 北朝至唐时期狩猎纹锦
Tab.3 Hunting pattern brocade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名称年代图形显花技法出土地/收藏地资料来源红地云珠圈狩猎纹锦北朝平纹经锦青海省都兰热水M1大墓出土赵丰等主编《中国丝绸艺术》[20]47盘绦黄地云珠狩猎纹锦北朝平纹经锦新疆阿斯塔纳古墓101号墓地赵丰等主编《中国丝绸艺术》[20]45黄地联珠团窠狩猎纹锦初唐平纹经锦甘肃博物馆馆藏—

图2 狩战圈纹样
Fig.2 Patterns of hunting ground

以上3片狩猎纹锦都是场景化叙事,图案风格一致,纹样的站立方向与纬线方向一致,与汉代云气动物纹锦刚好相反。图案渐趋程式化,多组对称的猎手、动物成行排列,营造的是一片野兽欢蹦的狩猎盛景。图案整体虽琳琅满目,但每种动物或人物、静物都略具大体。这类锦很可能是专门向西方销售的外销品。尽管6世纪初波斯人和粟特人都能织锦,但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丝质量上乘,织品精细,粟特人外运中国的丝织品,为了能在中亚、西亚一代畅销,要求织造他们喜欢的纹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3.1 波斯锦中原盛行

隋唐时期丝绸生产由繁盛臻于巅峰,杜甫在《忆昔》中有“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描写开元盛世齐鲁丝织业的盛况。不仅丝绸产量增长迅速,其织造技艺和图案纹样皆有新发展。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能兼收并蓄的时代。丝绸技艺的新发展既与传统文化有渊源,又与中亚织锦联系甚密。中古时期,中国与波斯交往甚密,公元7世纪萨珊灭国后王子卑路斯及其子尼涅师曾入长安寻求唐帝国(公元671—674年)的援助,与其随行的有波斯贵族、工匠与高僧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描述,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进内”。中亚、西亚工匠此时入唐,必然掀起了又一波萨珊文化、技术的传播热潮。以狩猎题材为代表的萨珊艺术在隋唐时期是流行纹样之一,在丝织品、金银工艺品、铜镜上皆有出现。根据莫高窟第420窟佛龛内菩萨长裙上饰有联珠狩猎纹(图3)可以看出,萨珊式狩猎纹锦的原貌:以彼此相连的珠子组成或圆形或方形或菱形或直线的连珠圈,把独立纹样帝王狩猎场景围在中间。隋唐时期的狩猎纹锦构想更加丰富,达到精致的极点,不仅延续了联珠圈骨架且发展得更加华丽繁缛,还将联珠与忍冬、莲花、石榴、葡萄等植物组成圈外宾花,花中心通常也是联珠环。这种花纹组合是模仿地毯效果,而这种纹饰的地毯正是萨珊宫廷所流行的[11]。隋唐时期,异域风格的锦多供帝王赏赐有功的大臣,或者番邦的使臣。唐代卫端符的《卫公故物记》有类似锦记载,唐高祖(公元618—626年)曾赐给李靖紫色花绫窄袖袍,这件袍子上半截为树纹,下半截为奔跑的马、狻猊和其他猛兽,以及射手。

图3 莫高窟菩萨锦袍中狩猎纹
Fig.3 Hunting pattern in bodhisattva’s brocade robe in Mogao Grottoes

卫端符认定这些衣服“非华人所为也”。这件窄袖袍或许正是天王狩猎纹锦,有别于中国传统纹样的锦,或由定居天朝上国的粟特移民织造,或是粟特工匠带领着中国织工进行织造的。隋唐朝廷馈赠此类锦隐喻了异邦绝域称臣纳贡的大国心态,也是“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炫耀。

这时，程晓只有22万元，还差10万元，他以买房为由，向父母和一位朋友各借了5万元，开回了这辆凯迪拉克。

1.3.2 君权神授寓意中的狩猎纹锦

隋唐时期中国显耀的国际地位,奠定了狩猎纹锦显著的时代特征,强盛的国力与帝王治理国家的能力紧密相连,影射在狩猎纹锦中更加强调帝王的神勇与君权神授观念。隋唐时期的狩猎纹锦在日本奈良法隆寺和正仓院有多件收藏(表4),其中正仓院藏联珠纹天王狩狮锦,源于日本在飞鸟时代多次派使者来华通好,许多隋朝文物被来华访问的日本史臣和遣隋史带回日本[12]。法隆寺所藏的另一件大窠联珠四天王狩狮纹锦(图4),据日本学者太田英藏研究,这件织锦可能是第七次遣唐使者河内鲸在天智八年至十年(公元669—671年)从中国带回的唐朝国礼[13]。四天王狩狮纹锦为红地大型联珠团窠,窠径达43 cm,原物长250 cm、宽134.5 cm,斜纹纬重组织,经线S捻,锦面及其华丽。以联珠圈为骨架,圈外有四面放射对称状的十字唐草纹,每个联珠圈内都有两对骑马射箭的骑士,两队骑手沿水平的纬线成镜像对称,生命树为对称轴。骑马武士回首射箭狮子,狮子后腿直立,扑向天马。帝王长着胡人相貌,有须髯,穿戴全副盔甲,头戴新月托日王冠。天马的S型翅膀上有珍珠带,飘带系在天马腿上,汉字“山”和“吉”出现在天马臀部的圆圈中。虽然汉字的出现暗示了天王狩狮锦应该是中原织造的,但呈中轴对称的人物、动物图像在粟特本土艺术中罕见,应该说这一点是来自汉族文化的渗透[14]。翼马腿上的飘带与隋代虞弘墓石棺上的飞马浮雕相同(图4(a)),帝王新月托日的冠饰、骑射的姿态都与萨珊银盘描绘4世纪初的沙普尔二世狩猎图文十分相似(图4(c)),且帝王半月托日图案在宁夏粟特人史道德墓中亦有出现,可见这类图案具有祆教因素,是其种族属性的象征[15]。此外,这件织品与安蒂诺波利斯织品上的的萨珊式翼马(图4(d))工艺技法相似,交替织入绿色和白色纬线,这或许就是定居中原的粟特人何稠所仿制的波斯锦,且是“稠锦既成,逾所献者”的证据。

通过对湖北省教育厅主管的省属公办本科高校、民办本科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高专学校、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的调研，发现存在下列问题：

表4 传播日本的狩猎纹锦
Tab.4 Hunting pattern brocade spreading in Japan

年代名称图形显花技法出土地/收藏地资料来源隋唐联珠纹天王狩狮锦不详日本正仓院藏林梅村著《西域考古与艺术》[1]174隋唐四天王狩狮锦唐式纬锦日本法隆寺藏赵丰等主编《中国丝绸艺术》[20]59隋唐绿地黄色联珠狩猎纹锦唐式纬锦日本正仓院藏廖良云主编《中国历代丝绸纹样史》[15]84

图4 四天王狩狮锦与中亚、西亚的文化联系
Fig.4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heavenly king lion hunting brocade and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 Asia

与四天王狩狮锦风格相近的锦在日本正仓院也有2片收藏,长100 cm、宽56.7 cm。其中一片为绿地黄色联珠狩猎纹锦[16],另一片为石褚红地黄色联珠狩猎纹锦。描绘的是:在团窠内的纵横中轴线上设置骑马狩猎主题图像且呈镜像,又有对鹿、对羊、花树等辅饰,联珠圈与缠枝葡萄纹共同组合图案骨架,圈外填十字唐草纹样,自然写实的艺术风格初见雏形。

1.4.1 受中原排斥的波斯锦

华丽无比的异域风情丝织品对中国丝绸产品的影响与日俱增,甚至导致朝廷的禁断。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强盛与开放成为过去,陆上丝绸之路堵塞,民族个性从外向变为内敛,建功拓边的英雄壮举被内省思辨的文人情怀所替代,“胡文化”在中原内陆几乎成为叛乱的代名词,唐朝管辖区域有一种排斥胡风的思潮。唐代宗在公元771年颁令禁止生产有奢华胡风纹样的新式织品,很可能就是纬显花织物。这样的禁令意味着传统汉锦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这一思潮显然与“安史之乱”相关。粟特九国曾被纳入大唐帝国版图近百年(公元658—751年),那时候大量的粟特锦涌入唐朝。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唐朝痛失中亚地盘,吐蕃趁机占据了大唐西域及河西走廊。这份禁令并非针对舶来纺织品,而是苦心遏制定居境内的胡人,防其聚敛财富或权势过大。但波斯锦的魅力在中国西域一带还存有影响,公元10世纪,沙州地方政权归义军给五代后唐和后周的贡品清单中提到“波斯锦”,《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载,周世宗时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曾“贡辋砂、羚羊角、波斯锦……”胡人文化在沙洲一带继续顽强地生存。

（5）多功能护理型轮椅组合床采用三段式可弯折轮椅，上中下３段通过２个扭簧装置达到弯折作用，上段后侧带有可伸缩握把，既可用于推动轮椅，又可支撑床板．一床两用，减少病人的上下床移动．

1.4.2 美好愿景中的狩猎纹锦

曾经作为波斯锦代表的帝王狩猎题材在唐后期鲜有出现,但著名的“波斯射”姿态仍是后世效仿的经典造型,图案形式不再拘泥于图窠骨架(表5)。如现藏吐鲁番博物馆的一件织金狩猎纹锦[17],学术界宽泛地定为公元8—10世纪,狩猎场景相当写实,构图类似中亚壁画场景,却与中原丝绸风格相去甚远,锦中猎人个个高鼻梁、着胡服。又如2011年新疆和田策勒县公安局追缴回一批出土的文物,其中便有一件舞蹈狩猎纹锦[18],构图以折枝花鸟的形式呈现。该锦棕地黄色图案,幅宽62 cm、残长16 cm,系斜纹纬锦,图案以莲花茎为对称轴,莲花两侧各安排莲花童子、骑马射箭猎手,成排对称排列,其中童子发式与现今留存的众多辽代墓葬壁画中的髡发人物比较,可能是契丹人或辽人。骑马射猎的猎手与魏唐时期狩猎纹中猎手形象一致,头戴有护耳的圆顶帽,身着翻领窄袖及膝长袍,下着窄腿长裤的胡人猎手,骑在一匹飞奔的骏马上,手持弓箭转身瞄准猎物,残片虽未见猎物,但猎手上方翱翔展翅的大鸟暗示着锦中图案包含猎物。此狩猎纹锦传达的不仅是猎者的机智勇敢,还增加了佛教内容——莲花童子,尽管其最初发源于希腊,但随着文化交融,其艺术表现受到波斯、印度及中国本土文化影响,发展至唐代,已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装饰纹样了。狩猎纹饰与佛教纹饰组合,更多的是传达人们对美好愿景的期许。

展望未来，滨河路小学会引领越来越多的孩子去探索，去实践，去创新，让科技活动深入到每个孩子心中，让他们享受到科技创新的幸福和快乐！

表5 唐宋时期狩猎纹锦
Tab.5 Hunting pattern brocad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年代名称图形显花技法出土地/收藏地资料来源唐末宋初织金狩猎纹锦不详新疆鄯善县鲁克沁出土/新疆吐鲁番博物馆藏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16]102唐末宋初舞蹈狩猎纹锦辽式纬锦新疆博物馆藏《丝绸之路研究集刊》[17]313

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各文化圈的沟通,中国的丝绸传播至世界各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影响到其他区域的纺织文化发展,而其他文化圈中不同体系的技艺也反向地影响中国,并促使丝绸织造技术的改进、艺术风格的转变。狩猎纹锦丰富的艺术形式,得益于北朝至唐时期中国丝绸织造技术的高速发展,依赖于各区域织工间的相互交流、改进、融合而形成的。

三角诈骗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类型。与一般诈骗不同的是该学说将顾客和商家分别置于被骗人与受害人的地位。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人通过偷换二维码欺骗了顾客，进而让顾客错误扫码支付处分了商家的财物，由于顾客获得了商品对价，不存在损失，故本案最终受害者是商家。

织物的组织结构是决定织物的品种与外观的重要因素,织物组织的复杂程度亦是织造技术高低的重要标志。按时间顺序,狩猎题材织锦的组织结构先后有平纹经锦、平纹纬锦和斜纹纬锦。其中,平纹经锦是中原地区的传统织锦,在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沿途,经锦的发现较为丰富,可知其流行从秦汉直至唐初。本文所分析的汉晋时期的野外狩猎纹锦、北朝的红地云珠圈狩猎纹锦、盘绦黄地云珠狩猎纹锦及初唐的黄地联珠团窠狩猎纹锦,虽均为平纹经锦但色彩逐渐增多,纹饰日趋繁茂,组织结构也更为复杂。北朝的红地云珠圈狩猎纹锦织物组织为1 ︰1平纹经二重组织,北朝时期的盘绦黄地云珠狩猎纹锦为1 ︰2平纹经二重组织,这种经显花夹纬二重平纹织物主要特征是:织物正面由经交织点显花,其他的线都沉于反面,明纬与表经以平纹交织,花与地同时形成,整个表面由浮起的经线覆盖,把纬线藏起来。经纬丝线一般均为无捻,经密度大于纬密度,如红地云珠圈狩猎纹锦经密度为68×2 根/cm,纬密度为40 根/cm。

平纹经锦代表着当时最为精湛的织造技术,给当时只会织造挂毯的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丝路上的织工就尝试仿制织锦。织物组织恰好是平纹经锦的90°转向,如十六国时期的红地狩猎纹锦,经纱为白色绵线,纬纱为红、白、黄综三色绵线,1 ︰2夹经纬二重平纹组织,经密22～25 根/cm,纬密84 根/cm,经纬线皆Z捻[19]。

隋唐之际的狩猎纹锦章彩奇丽,如传播至日本的四天王狩狮锦堪称古代丝绸织造的顶峰之作,其织物组织结构为斜纹纬二重组织,即由一组明经和一组夹经与纬丝以斜纹规律交织而成。虽然完整的天王狩猎纹锦在中国境内还未发现,但在新疆发现多件与天王狩猎纹锦中翼马骑士纹表达相近的锦。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77号墓有残片发现,残片左面留有幅边,经线S捻,团窠循环约25 cm,属于斜纹纬线显花织锦(图5(a)),该墓是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之墓葬。另在同区高昌重光元年(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之墓,也出土了一件骑士纹锦的联珠圆环及十字唐草纹部分残片,三重纬锦,团窠循环约26 cm。在新疆吐鲁番附近出土,被日本大谷探险队带回的联珠翼马纹锦(图5(b)),日本学者奥田诚一认为这是属于东亚系统的斜纹纬锦技术,后来太田英藏也对此锦进行技术分析,此锦经线呈S捻[20]。出土实物证实中国在初唐时期,即已有了精美的斜纹纬锦织物。到了晚唐公元9世纪前后,唐系斜纹纬锦又发生了极大变化,与早期的斜纹纬锦有着显然区别,出现并流行的是辽式纬锦。如舞蹈狩猎纹锦,此锦两面均显斜纹且经线加捻,其中交织经密度为16 根/cm,纬密24 组/cm,黄色经丝Z向加捻,纬丝粗而平整,织锦表面具有台面效果。两侧幅边以黄色经纬丝显示,运用一上一下平纹组织,以增加织锦的牢固度[21]。因此,可以说从经锦到纬锦,是中国古代丝绸织造技艺的一个质的飞跃。

分子的极化可以由微波的加热作用体现.然而通过测量样品的温升得到的结果精度太低，所以利用散射参数量化微波传输过程的损耗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图5 翼马骑士纹锦
Fig.5 Winged knight pattern brocade

从狩猎纹锦纹饰流变可以看出,纹饰由最初的经向循环、纬向循环,发展至经纬向均能循环。如东周狩猎纹锦、北朝盘绦黄地云珠狩猎纹锦明显看出纹样在经向循环,纬线花回为通幅。唐代之前,中原以外的织工只织纬线显花织物,随着丝织技术的传播,内陆养蚕、缫丝技术首先影响至西域,出现了纹样以重复或镜像对称的方式在纬向上循环的织锦。如十六国时期的红地狩猎纹锦,是当地生产的一种绵线织锦。用绵线进行丝绸生产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所提及,且在玄奘《大唐西域记》有载“蚕蛾飞尽,乃得治茧”。“蛾口茧”无法缫丝、抽取长丝。利用“蛾口茧”治丝所得绵,需加捻成线再织造,所以早期新疆产织锦丝线粗细不匀,外观粗疏厚实。红地狩猎纹锦便是典型一例,其纹饰循环与传统经锦相反,花纹只有纬向循环,没有经向循环,纹样单元窄,纬向宽度约3.5 cm,经线花回却是沿着整块面料的长度。此外,还有一种斜纹纬锦,即中亚系统纬锦,虽然纹样设计看起来更大更圆,上下左右纹样看起来很相似,但仔细辨别经向纹样仍有差别。这类情况在中亚、西亚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尚无改变。这很可能源于类似伊朗的兹鲁(Zilu)织机所限制造成的,这种织机上装造一种称为1-N的起花装置,织机没有花本,每次提综,织工都需重新挑花,挑花之后可以控制多根经线的提升,形成纬向的图案循环(图6)[22]。伴随丝织物的流通,中国织工为了生产丝路畅销织锦,从中亚织工那里得到启发,学习了控制纬向循环的方法,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花本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唐系纬锦。唐系纬锦中的纹样在经纬向都有着严格的循环,如日本法隆寺藏四天王狩猎纹锦,是早期盛唐时代完整纹样的例子,窠径达43 cm,横三窠,纵五行。图案能在经向和纬向相等的尺寸进行循环,唐系斜纹纬锦技艺之精,远远超越了前代的织造水平,标志着丝织业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

图6 红地狩猎纹锦组织、提花示意
Fig.6 Fabric weave and jacquard sketch of red ground hunting pattern brocade

东周、战国时期的狩猎纹锦是以规则、拘谨的几何图形勾勒出来的,且纵向长度较短,横向长度较宽。源于当时的织机构造简单、提花技术所限制,经中国丝绸博物馆罗群研究员的复原,证实东周狩猎纹锦可以由多综多蹑机制织(图7)。所谓多综多蹑机,是将所有图案信息储存于系列综片上,地综纹综交替提起,织出花回短的经锦图案主要是由于纵向长度受到综片数量限制。当丝绸纹样向着大花纹发展时,花纹循环数增大,组织更加复杂,多综多蹑织机就难以胜任。因此,在东汉时束综花楼机应运而生。

图7 东周狩猎纹锦、织物组织与多综多蹑机
Fig.7 Hunting pattern brocade, fabric weave and multi-heeled multi-tip loom in Eastern Zhou dynasty

发展到北朝,经锦受中亚西亚纺织技术影响,与传统汉锦又有显然区别。比如,经线排列几乎未见汉式织锦中常有的通幅五色和每区四色的情况,北朝经锦用色更加明快,色彩分区已不明显。图案沿纬向左右对称排列,经向循环远远大于传统汉锦,红地云珠圈狩猎纹锦图案经向循环达到14 cm;甘肃博物馆的黄地联珠团窠狩猎纹锦因为较好保持了双幅边,便于测量锦的宽度,达到15 cm(图8(a))。花回数增加,意味着提花牵线上过线数增多了,而且来回提花,说明花楼织机多花本装置已基本形成[23]。在公元6—7世纪的中国文献和诗歌中对这种织机均有记载。如诗人刘孝威在《玉台新咏》第十八卷中提到,他看到一个织工坐在织机前“机顶挂流苏”,描绘了花楼机的存在。在宋代《蚕织图》中亦可以看到这种机型(图8(c)),其特征是机身平直,中间耸立小花楼,楼上一人侧手拉花。

图8 黄地联珠团窠狩猎纹锦、织物组织与小花楼织机
Fig.8 The pattern of hunting brocade, fabric organization chart and xiaohualou loom

花楼织机是以线综提升经线,突破了之前以综片提升经线的束缚,能够织造大图案、多色彩织物。隋唐时期的吐鲁番出土的斜纹纬锦,花回普遍达20 cm,花本纬线普遍在2 000 根/cm左右,最高达4 400 根/cm[24],花本纬线从百根发展至数千根,得益于花楼织机多耙分花织制特点。此后流行的辽式纬锦织造技术进一步提高,需采用具有伏综装置的提花机进行反织,并影响到西域一带。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提到回纥人会织一种“背织”的织物,加之古代新疆有丝线Z向加捻的纺织习惯,这件织锦很可能是丝织中心于阗所生产的。同时该锦中西合璧的织造技法也反衬出,唐后期于阗的丝织业更为发达,恰如敦煌文献S.4359记载一首曲子词“开于阗,绵绫家家总满”,意思是于阗的绵绫这样好的丝绸大量流入敦煌,使家家户户得到满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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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艺术东渐过程中,中国丝织技艺深受中亚、西亚纺织品的影响。晋唐时期,狩猎纹锦从最初的纯粹纹饰模仿,发展到融合本民族文化传统,直至改进织造技术,织造出宽门幅大团窠,华丽繁缛的天王狩狮锦,并作为中国丝绸臻品传播日本。唐代丝织技艺的提升与丝绸之路畅通、多民族文化融合,丝路商人积极传输,移民聚落增多等文明交汇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安史之乱,中原腹地排斥胡文化,但在新疆地域,波斯锦仍具有影响,但此时狩猎纹更是民族生活的写照,并与兴起的佛教文化相融合。同时狩猎纹锦的流变也折射出汉唐社会的国际性与包容性,开放与交流是促成一个国家或民族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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